孙丕阳的风骨：晚明一代名臣孙丕阳
发布时间：2022-11-05 09:11:47作者：金刚经注音网
孙丕阳的风骨：晚明一代名臣孙丕阳
陕西富平前贤名流中，以功业响彻古今者，当推王翦父子。不过，诚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批评的，王翦身为秦国老将，始皇嬴政对他以师相待，“然不能辅秦建德，固其根本，”只知“偷合取容，”保全自身，实为此公人生一大败笔。这个不说也罢。若以辅助朝廷建德固本而论，晚明一代名臣孙丕阳是不可忽视的人物。
深秋季节，笔者来到富平流曲镇，意欲拜谒这位明万历年间曾两度出任六部之首吏部尚书的阁老墓地，却惟见沃野百里，一川萧瑟，老先生巍然高卧三百余年的墓冢，早已毁于文革浩劫，荡然无存了。据当地人讲，当年造反派曾掘开孙墓，墓内没啥金银珠宝，值钱器物，连尸骨亦无存，想是已化人土里了。不过，正像他的尸骨早与家乡土地融为一体，有关这位历史名臣的种种传说及其凛然风骨，也早融人民间，流传甚广了，其中最为富平人津津乐道的，莫过于“孙丕阳不转堂。”故事大意是，万历年间，孙丕阳以大理寺右丞身份出巡湖北，发现当朝首辅(相当于宰相)张居正的儿子张炳仁依仗父势，横行乡里，且暗造地宫，图谋不轨，遂明察暗访，并设计从炳仁嘴里套出供词，将其拿下。张居正在京闻得消息，忙假传圣旨，连下十二道金牌宣调丕阳即刻回京，企图釜底抽薪，中止对此案的查处。冒着违旨抗君的杀头危险，丕阳在妻子帮助下，识破假金牌毒计，乃毅然决然斩了张炳仁，这才回京复命云云。传统戏《假金牌》，便是据此故事编的。
其实，这个故事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据《明史》载，孙丕阳是隆庆中(1570年左右)擢升为大理寺右丞(此前担任浙江道监察御史，为正七品；大理寺右丞为正四品)。隆庆是明穆宗朱载重的年号，故事中所说的“万历”则是穆宗儿子朱翊钧(明神宗)的年号。隆庆年间担任首辅的是高拱(张居正为次辅，是高的助手)。孙丕阳任大理寺右丞期间，曾受“落职候勘”(停职审查)处分，不过起因却是他曾上书皇帝弹劾高拱，复被高的门生反咬一口遭弹劾丢了乌纱帽。后来使丕阳官复原职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取代高拱为首辅的明代著名政治改革家张居正。
从丕阳万历元年(1573年)擢升为右佥都御使(正四品)，旋因边功又升为右副都御史(正三品)来看，张居正还是很赏识和重用丕阳的。须知，右副都御史是明朝纪律监察机构都察院的二把手，而作为“天子耳目所寄”的都察院，与其他五部(吏部、兵部等)合称“六部”，并与刑部、大理寺(相当于最高法院)构成明朝的司法监察系统。不过，丕阳虽位高权重，获得当朝首辅信任，仕途看好，却并不盲目跟从领导意图，而放弃为官做人原则。我们知道中晚期明王朝政治的一大特点，是宦官专权。当初，张居正能够取代高拱，便是与大太监冯保内外联手的结果，并依靠这种“利益共同体”和李太后的支持(其时，万历皇帝年幼，尚未亲政)，张居正理政十年，完成了他的改革大业，使将倾的朱明王朝大厦得以巩固。
出于政治家的现实考虑吧，有次，孙丕阳出巡冯保家乡保定府等地，行前，张居正示意他在冯的家乡为其建立功德牌坊，殊不知丕阳的为官原则是三个字：“莫作怪。”这种为权势太监立甚牌坊的事，自属“作怪“之列了，故《明史》记载丕阳对此事的态度是“拒不应。”一下子得罪朝内宫内两大权势人物，深知此后宦途不妙的孙丕阳，遂于万历五年以病引退回到富平老家。从上述史实中不难看出，所谓丕阳斩居正之子的事纯属子虚乌有；当然，民间传说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，记得有份资料讲过，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，丕阳升任监察御史后，曾上书嘉靖皇帝(明世宗)弹劾当时奸相严嵩之子严世藩不法行为，“朝野大快。”《明史》亦记载说丕阳在御史任内，巡察畿辅(顺天府)、淮、扬等地，不避权贵，风裁矫然，其雷厉风行绝不手软的工作作风，是他赢得“发奸如神”的美誉。
张居正死后，丕阳复出，先后担任过南京应天府尹、大理寺卿(高院院长)、户部右侍郎等职。这期间丕阳风骨依旧不说，还做了两件大好事：一是万历十五年(1587年)，黄河以北地区闹饥荒，丕阳曾把家乡富平和蒲城一带灾民充饥的石粉(俗称观音土)，给万历皇帝进了几升，谏言“宜宽赋节用，罢(免)额外征派及不急务，损上益下，”以救民命，巩固国家根本。万历皇帝感纳其言，颇有减免。二是孙丕阳担任刑部尚书期间，革除积弊，简化司法程序，加快清理冤家错案，并酌情放宽刑罚，一时“刑律大减”。记得苏轼说过不是人磨墨，而是墨磨人意思的话。个中慨叹的，除了岁月易逝，人生短促，恐怕亦不无这位大诗人对古来官场“磨”人傲骨热血易冷的隐痛。孙丕阳自26岁中进士步入仕途，至81岁挂冠回家养老，其间起起落落，数上数下，可谓饱尝宦海风波；但此老愈“磨”风骨愈硬，不坠青云之志。《明史》称他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出任吏部尚书后，“挺劲不挠，百僚不敢以私干者”。即不敢仗着私谊找他通融关系或跑官要官。
万历三十六年(1609)，已告老在家，年已78岁的丕阳再次被任命为吏部尚书，白首入朝，此老自念“非荐贤无以报国”，然先后推荐的几批干部人选，均无下文。加上他主持处理的几起违纪案件，遭到利益受损一方的连连攻击，丕阳屡屡辞职不得，只好挂冠而去了。转眼近四百年过矣。此老风骨，将永垂青史，激励后人了。
深秋季节，笔者来到富平流曲镇，意欲拜谒这位明万历年间曾两度出任六部之首吏部尚书的阁老墓地，却惟见沃野百里，一川萧瑟，老先生巍然高卧三百余年的墓冢，早已毁于文革浩劫，荡然无存了。据当地人讲，当年造反派曾掘开孙墓，墓内没啥金银珠宝，值钱器物，连尸骨亦无存，想是已化人土里了。不过，正像他的尸骨早与家乡土地融为一体，有关这位历史名臣的种种传说及其凛然风骨，也早融人民间，流传甚广了，其中最为富平人津津乐道的，莫过于“孙丕阳不转堂。”故事大意是，万历年间，孙丕阳以大理寺右丞身份出巡湖北，发现当朝首辅(相当于宰相)张居正的儿子张炳仁依仗父势，横行乡里，且暗造地宫，图谋不轨，遂明察暗访，并设计从炳仁嘴里套出供词，将其拿下。张居正在京闻得消息，忙假传圣旨，连下十二道金牌宣调丕阳即刻回京，企图釜底抽薪，中止对此案的查处。冒着违旨抗君的杀头危险，丕阳在妻子帮助下，识破假金牌毒计，乃毅然决然斩了张炳仁，这才回京复命云云。传统戏《假金牌》，便是据此故事编的。
其实，这个故事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据《明史》载，孙丕阳是隆庆中(1570年左右)擢升为大理寺右丞(此前担任浙江道监察御史，为正七品；大理寺右丞为正四品)。隆庆是明穆宗朱载重的年号，故事中所说的“万历”则是穆宗儿子朱翊钧(明神宗)的年号。隆庆年间担任首辅的是高拱(张居正为次辅，是高的助手)。孙丕阳任大理寺右丞期间，曾受“落职候勘”(停职审查)处分，不过起因却是他曾上书皇帝弹劾高拱，复被高的门生反咬一口遭弹劾丢了乌纱帽。后来使丕阳官复原职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取代高拱为首辅的明代著名政治改革家张居正。
从丕阳万历元年(1573年)擢升为右佥都御使(正四品)，旋因边功又升为右副都御史(正三品)来看，张居正还是很赏识和重用丕阳的。须知，右副都御史是明朝纪律监察机构都察院的二把手，而作为“天子耳目所寄”的都察院，与其他五部(吏部、兵部等)合称“六部”，并与刑部、大理寺(相当于最高法院)构成明朝的司法监察系统。不过，丕阳虽位高权重，获得当朝首辅信任，仕途看好，却并不盲目跟从领导意图，而放弃为官做人原则。我们知道中晚期明王朝政治的一大特点，是宦官专权。当初，张居正能够取代高拱，便是与大太监冯保内外联手的结果，并依靠这种“利益共同体”和李太后的支持(其时，万历皇帝年幼，尚未亲政)，张居正理政十年，完成了他的改革大业，使将倾的朱明王朝大厦得以巩固。
出于政治家的现实考虑吧，有次，孙丕阳出巡冯保家乡保定府等地，行前，张居正示意他在冯的家乡为其建立功德牌坊，殊不知丕阳的为官原则是三个字：“莫作怪。”这种为权势太监立甚牌坊的事，自属“作怪“之列了，故《明史》记载丕阳对此事的态度是“拒不应。”一下子得罪朝内宫内两大权势人物，深知此后宦途不妙的孙丕阳，遂于万历五年以病引退回到富平老家。从上述史实中不难看出，所谓丕阳斩居正之子的事纯属子虚乌有；当然，民间传说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，记得有份资料讲过，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，丕阳升任监察御史后，曾上书嘉靖皇帝(明世宗)弹劾当时奸相严嵩之子严世藩不法行为，“朝野大快。”《明史》亦记载说丕阳在御史任内，巡察畿辅(顺天府)、淮、扬等地，不避权贵，风裁矫然，其雷厉风行绝不手软的工作作风，是他赢得“发奸如神”的美誉。
张居正死后，丕阳复出，先后担任过南京应天府尹、大理寺卿(高院院长)、户部右侍郎等职。这期间丕阳风骨依旧不说，还做了两件大好事：一是万历十五年(1587年)，黄河以北地区闹饥荒，丕阳曾把家乡富平和蒲城一带灾民充饥的石粉(俗称观音土)，给万历皇帝进了几升，谏言“宜宽赋节用，罢(免)额外征派及不急务，损上益下，”以救民命，巩固国家根本。万历皇帝感纳其言，颇有减免。二是孙丕阳担任刑部尚书期间，革除积弊，简化司法程序，加快清理冤家错案，并酌情放宽刑罚，一时“刑律大减”。记得苏轼说过不是人磨墨，而是墨磨人意思的话。个中慨叹的，除了岁月易逝，人生短促，恐怕亦不无这位大诗人对古来官场“磨”人傲骨热血易冷的隐痛。孙丕阳自26岁中进士步入仕途，至81岁挂冠回家养老，其间起起落落，数上数下，可谓饱尝宦海风波；但此老愈“磨”风骨愈硬，不坠青云之志。《明史》称他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出任吏部尚书后，“挺劲不挠，百僚不敢以私干者”。即不敢仗着私谊找他通融关系或跑官要官。
万历三十六年(1609)，已告老在家，年已78岁的丕阳再次被任命为吏部尚书，白首入朝，此老自念“非荐贤无以报国”，然先后推荐的几批干部人选，均无下文。加上他主持处理的几起违纪案件，遭到利益受损一方的连连攻击，丕阳屡屡辞职不得，只好挂冠而去了。转眼近四百年过矣。此老风骨，将永垂青史，激励后人了。
